记忆丨尚晓援：母亲阮季，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

Original 2017-07-01 尚晓援 新三届

老编的话：本号经热心朋友牵线搭桥，获得历史学家尚钺先生女儿尚晓援忆母祭文的发布授权。高堂已远，其文仍怮；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今日郑重推送，敬请诸君垂注。

作者简介

尚晓援，英国SUSSEX大学发展研究所博士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。长期从事有关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、中国公民社会发展、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研究，先后在这些领域发表过多篇论文和专著。曾因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儿童权利状况的理解方面所做的积极的、开创性的工作，获得澳大利亚外交部澳中委员会授予的国际人权奖。

本文作者

我的母亲阮季，1968年12月15日自缢身亡。从她弃世至今已经49载过去，即将半个世纪。母亲离世之后，我从来没有为母亲专门写过片纸只字。然而，这么多年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这却是内心一个未了的情结。

其实，在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罹难者中，母亲仅是其中之一，在百度搜索里，她的名字只有和我的父亲尚钺相关联时，才能看到只言片语。但是，每一个母亲，都永远活在她的孩子们的生命延续中。母亲和我血肉相连，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栩栩如生。母亲离世在我内心留下的创伤，将伴我终生，永无痊愈之日。在父亲，舅舅，老一辈亲人相继去世之后，可以共担这份沉重思念的，只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。

2008年12月15日凌晨，我弟弟尚小卫发出一封邮件，其中写道：

“亲爱的姐妹，你们还记得40年前的这个凌晨吗？40年了，我一直以为时间会抹去一切。但是，我错了，我永远忘记不了1968年12月15日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。那天的一切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，随时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”

“我们谁都不知道，40年前的这个凌晨，我们的母亲在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，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曾经走到我们床前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……我们后来知道，她走了，她选择了离开我们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”

“我想如果人若是有灵魂，那母亲的灵魂始终没有离我们远去。她永远能听到我们的话语，包括看到这封书信。”

年轻时的阮季

母亲不是名人，去世之前，相夫教子的家务颇重，加上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，她从未获得过安静的学术研究条件。她在学术上的建树尚未成熟，家中留下的多是读书笔记和调查记录。如果没有因政治迫害而导致的愤然离世，以母亲的聪慧和她早年在燕京大学所受到的系统训练，焉知母亲不会在后来社会学复兴的年代中，成为颇有建树的学者？

我最早学的是中国经济史，但是后来因为多种机缘，从事社会政策研究，当我翻拣母亲的文稿，发现母亲当年在川西所做的儿童调查问卷和笔记时，真是感觉到冥冥中自有天意：我有意继承父亲历史学研究的衣钵，却无意中踏上了母亲作为先驱者所走过的儿童保护之路。

在颠沛流离中求学

母亲原名阮怀昫，1920年出生于一个客居北平的知识分子家庭，祖籍为安徽合肥的阮姓人家。我的姥姥是苏宝琼；姥爷是阮永樨，字性白，他们住在后牛肉湾胡同一号，那是个有五个套院、几十间房子的大宅院。母亲出生的第二年，姥姥便去世了。为了照料子女，姥爷再娶。大革命前夕，北方政局不稳，生活便逐渐困迫起来，房子也越住越小。

在小学中学时，母亲读书很刻苦，成绩优异。七七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她和她的二哥寄居在他们的舅舅家中，一应开支由舅舅供给，直到进入大学。

母亲参加了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考试，结果，成绩优异，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，还都获得了奖学金。在燕京大学，母亲考取了最难考的医学预科，实际这就是协和医学院，协和医学院是八年制，三年预科在燕京。

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的母亲（前排中），摄于燕京大学校园里。那几届同学极少，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著名儿科专家的胡亚美和张金哲。

面对国难，燕京大学的同学当时有两种选择：或是离开北平参加抗战，或是在沦陷区继续学习，当然也有人计划去游击区参加共产党。当时燕京大学的校方还是希望同学们继续学习。母亲回忆，校长司徒雷登根据他的观感，认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最需要的是人才，燕京大学的同学最好完成学业到大后方去。同时，他以为同学们年轻，认识不清楚，很容易因社会的一般黑暗情况而深感失望，如果受了共产党的教育，到游击区去，则会使中国的情形更为混乱。在这些不同的倾向中，刚刚20岁出头的母亲十分犹豫。

不过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选择余地。珍珠港事变后，美日宣战，燕京大学于1941年12月8日被日本人占领，很多学生和教授被捕，两个月后，母亲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母亲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思想：

“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国家多难期间度过的。从“一二九”开始，直到珍珠港事变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许多熟知的同学参加革命，而我却直到毕业的那一年，和这些活动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，都是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评论和同情的。”

母亲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对政治和党派不感兴趣。她的主要想法是认真学习，埋头苦干，洁身自好。但是，正值多事之秋的中国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洁身自好的空间。在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之后，母亲不得不南下。

母亲（前排右1）和同学留影。

抗战全面爆发以后，为使友校不致停办、学子不致辍学，华西协和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。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、齐鲁大学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汇集，将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和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功效。母亲等几个先来的学生就在华西协和大学借读。在颠沛流离之中，母亲对社会学逐渐产生了很浓的兴趣，而她读过的《社会学导论》的作者正在这里任教，于是，母亲便转入到社会学专业。

在华西协和大学的半年，母亲参加了成都慈善团体的调查活动。她认为自己很幸运：“这些调查帮助我明白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怎样做研究。”其后，母亲还参加了基督教会主办的边疆服务团。服务团的参加者大多是流亡学生和各大学的教授，分宗教、社会、生物、地质、畜牧五组。当时，任教的教师中有社会学家、民族学家、人类学家李安宅，母亲和一些青年朋友常借他的家中开会。

李安宅以训练、研究、服务的口号，号召青年人下乡，参与边疆工作。母亲参加的那个调查组用了两个月徒步旅行，去各山寨考察。母亲看到各阶层的生活，许多过去听到的故事都变成了现实。20世纪的中国，仍有许多人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，这些落后的农村使母亲对文化教育有了新的看法。

调查回来时，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已经开课，既有沦陷区来的老同学，也有新招的后方学生，还有四川本地人。燕京大学校园中，社团生活非常活跃。因为在当时的社会，社团比较自由，不受干涉。母亲也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，叫Nowel，是圣诞节的意思。母亲在自己的社团中承担了组织社会工作的任务。她看到学校后面的天灯巷里主要住户都是卖破烂的，儿童生活在拥挤脏乱的环境中，于是就以这样的社区为中心，开展工作，锻炼自己。每天下学后，同学们轮流去给孩子们点眼药，发豆代乳，作家庭访问。

开始时，开展工作很困难。儿童的家长对大学生们的行为不理解。他们以为这些大学生是多事。后来因为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孩被带到医院，看了病吃了药后好了起来，他们因此改变了态度，对大学生越来越欢迎。大学生走过时，孩子们经常喊老师。这更激发了母亲和同学们的热情。由于豆代乳不能长期供给，母亲还发起募捐。在这样的工作中，母亲觉得自己逐渐成熟起来。

因为亲人在重庆遇上麻烦，母亲又来到了重庆。在重庆，母亲在一家《新世界月刊》找了份差事暂时糊口。她的收获就是有空整理了研究结果。母亲说：

“我把边疆的材料整理出一篇《从嘉戎杂居看戎民族社会组织》。因为过去都以为嘉戎无姓，而我这一次考察发现他们的房名相当于汉族的姓。根据这样的组织线索，是可以追求下去的，我以为这是很珍贵的心得。这一篇文章用人类学的功能方法写成，寄给李安宅先生，自己很胆怯，他却很快回信说结构、材料和方法都很好，叫我寄到《边政公论》去，还寄来一封介绍信。这使我增加了信心。”

抗战胜利第二年，燕京大学迁回北平，母亲则在农村过了一个夏天，为边疆工作指导所工作，记录农民的歌谣，还做了一些语言学的记录，收集了大量民歌和故事。边疆工作指导所的经费有限，无法解决生计，正好这时华西协和神学院社会服务处主任到西康去了，母亲便接替了他的职位。

社会服务处的服务区域是成都南门外的贫民区。服务处每天下午施诊，上午给失学儿童开办两个识字班，另外还随时做一些救济工作。母亲到任后的那一个月，发生过两次火警，有一次烧掉200多户。母亲到受灾区调查以后发现，受灾民众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，于是就发动神学院的同学捐助衣服。

母亲不反对宗教，却不愿参加每日三次的祈祷和布道，因此暑假时又去重庆实验救济院。救济院设在乡间，只有数年的历史，是国民政府在重庆时特地设立的，占地350亩。院长魏永清是燕京大学校友，母亲入燕京大学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和鼓励。母亲读二年级时，他去美国学神学。他是个农家子弟，由教会资助读完大学，人很热情、爽直，在燕京大学还当了一阵教务长。

母亲在慈善事业中感到了生活的意义，得到了很大乐趣。在救济院时，救济院长的一位美国同学所在的大学LindenwoodCollege为中国女生设立了三个奖学金，经此人介绍，母亲得到了这个奖学金。但是那边只管返回的路费，而去的路费则要自备。母亲为了筹措路费，就回到了北平。

此时东北军事局势已经很明显，华北很快就会改变颜色。在北平，她先在女青年会做了一个月的干事，又到天津参加了天津儿童急救会的工作，同时申请中美教育基金会的旅费补助，并准备护照和体格检查。但很快，天津就解放了。出于对新中国的憧憬，她在华北大学第一天招生时便跑去询问了一番，但是对于共产党还是不大了解，又因为必须持介绍信，再加上对团体生活有些恐惧，所以迟疑了许久才去报考，1949年五月中旬，她终于入学。

1949年在华北大学，前排右1为母亲，后排右三为陈伯达。

进入华北大学后，母亲得以和父亲尚钺相识，她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但是，社会学研究和学习在中国很快就被禁止，母亲只好改为研究世界历史。

甜水井，温馨的记忆

我出生的地方，是鸭儿胡同三号，在北京的后海附近。2005年，我和姐妹们一起回去过几次，想寻找当年的记忆，但是这里已经变成了旅游区，热闹非凡。鸭儿胡同三号也已被拆，变成了一个大工地，旧时的痕迹荡然无存。

我从记事起，就住在北京西城区南长街甜水井胡同一号。这是父母苦心为我们经营的一个快乐的小天地。至今，这个小院还是我记忆中一个美好的梦。但是，这个小小的天地很快也被政治风暴摧残得七零八落。

1950年代末，父母凑钱在甜水井胡同购买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。甜水井胡同的西头紧贴中南海的东墙根，东头就是我家，胡同里一共只有四个院门。我家前后两个跨院。进口是一个当时北京常见的门楼，门前的对联是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，当然都是繁体字。门两侧还有两个小小的石墩，好像是两只小小的狮子。一进门楼，是一个小院，向西一拐，便是主院。

我们全家人都住在主院里，北房三间为父母的卧室和父亲的书房兼客厅，西厢房两间为卫生间和厨房，南房三间为餐厅、孩子们与保姆的住房，还有卫生间，一间东厢房暂时无人居住，用作储藏室。

父亲尚钺和母亲阮季。

除了甜水井一号，母亲还有一处书房，两个房间，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（简称铁一号）人民大学宿舍内，在红三楼丙组八号。楼下住的是著名党史研究专家胡华。我们都叫他胡华叔叔。他的儿子胡刚是我的小学同学。胡华叔叔可能神经衰弱，那时候母亲晚上在桌子上打字，胡华叔叔都会叫人上楼来阻止，说影响了他的休息。后来，人大的党委书记郭影秋在红三楼丙组四号住了一段时间，他搬走后，我家就住进了四号。直到今天，弟弟全家还住在那里。

尽管母亲从小读书，但也颇会治家。甜水井胡同小小的院子虽然不大，母亲却把它经营得有声有色，乐趣无穷。父亲喜欢种花。在他的书房前，东边是一株毛桃树，西边是一株葡萄和一株丁香。在东厢房的前面，爸爸和妈妈每年种上一些丝瓜、刀豆和苋菜。有一年，丝瓜到了该结的时候，却看不见挂果。妈妈站在一张凳子上仔细看着已经爬到房檐下的丝瓜藤，发现在丝瓜叶的掩盖下有一个丝瓜已经长到小臂般粗大了。

父亲尚钺和他的救命恩人——六爷尚衡蒲，他曾用100银元从枪口下买下父亲一条命。右侧是弟弟。

我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导师孙健曾提到当年到甜水井胡同我家做客的情形，连连称赞我家的饭菜好吃，金华火腿炖的冬瓜汤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的夫人刘老师还说，从我家回来之后，孙老师大大赞扬我母亲善于持家。

对孩子们来说，甜水井胡同一号的生活是衣食无忧的。但有一段例外，这就是所谓“三年困难”时期，当时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母亲。因为妹妹京子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，母亲在怀孕、生育和哺乳期间，本来就营养不够，还要省出自己的口粮给父亲和孩子们吃，结果，母亲浮肿得很厉害。

父亲尚钺、母亲阮季和我们在北京西城区南长街甜水井胡同一号。

其实，在甜水井胡同生活的这几年时间，父亲已经危机四伏。他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全国的点名批判，不能发表学术著作，在人民大学也成为众矢之的。但是，即使这样的环境中，母亲还能以平常心度之，在惊涛骇浪之中，为父亲和孩子们营造出一个平静的港湾，也真够难为她了。这几年，是父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后来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不知道甜水井胡同的几年有多么重要，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和休息。”

甜水井胡同的孩子，都到南长街小学上学，但当时铁一号附近的府学胡同小学是东城区第一中心小学，非常好。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母亲就安排我上了府学胡同小学。我在府学胡同小学时，不能每天回到家里，母亲就和我一起住在铁一号的那两间书房里，每周的中间和周末才回到甜水井胡同。

这是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最密切的岁月。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。记得当时米票比较紧张，我和母亲开始没有买米证，吃饭的时候，只能买窝头和馒头。后来，母亲要出去参加“四清”运动了，为了安排我的午饭，就花了十斤米票，办了一个米证，又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猪油，让我吃米饭的时候，就用猪油和酱油拌饭吃，说这样很好吃。但是，我第一天就把米证丢了。所以最终也没有吃上猪油拌饭。

母亲阮季和我们在铁一号钟楼前。

1968，踏上不归路

父亲和母亲工作的单位，是中国人民大学。父亲从建校起就在这里工作，直到去世。父亲主持的历史教研室，1950年代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。这些研究生大多后来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，也是各地很多大学历史系的中坚。

但是，父亲当时并不见容于人大，这有当时大的政治气候所致，也有人大的政治小环境的原因。父母在甜水井胡同一号购房居住的行为，在人大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。虽然房子是以母亲的名义购买的，但在人大，父亲还是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，理由是共产党员不该拥有私房。为此，父母被迫把已经购置的、并经过翻盖和装修的甜水井胡同一号卖掉。

尽管如此，人大的很多人还是不依不饶，说是共产党员更不该卖房子。父母被迫把这所已经出售的房子又收回来，再以“献产”的名义，交给北京市政府，由人大的职工居住。我们在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宅，就这样被剥夺了。父母收回已经出售的住房，在退款给购房者时，把这笔房款加上数月的利息一并退还。这位购房者为此十分感动，觉得父母这样厚道的人真是少见。

父亲去世以后，历史学家李新曾经对我讲起当时的情况。他当时是人大党委常委。父亲购置私有住房一事，曾经在党委常委会上讨论，很多人主张因此开除父亲的党籍。李新和另外一位常委坚持说，开除这样一位老同志的党籍务必慎重。

常委会后，李新找到父亲，告诉他必须赶紧把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房按照要求“献产”。父亲只得被迫把房产“献”出，这样，虽然党籍保住了，但父亲还是受到了党内的纪律处分。在文革中，甜水井胡同一号住宅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，最终成为母亲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。

文革之后，父亲写信给中组部，希望重新调查有关自己的错案，同时也提出了对私房落实政策的问题。此后，中组部复信，请人大为父亲落实政策，包括私房。父亲去世时，还留下遗嘱，希望人大把非法剥夺我家的私房还给子女。此后，虽然几届校长对此都没有异议，但是，阻力依然重重。直到现在，这一处私房也没有归还。

1962年的父亲尚钺。

甜水井胡同一号被剥夺，我们全家搬到了铁一号，不久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我当时仍在府学胡同小学上学，后来升入北京五中。在五中时，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老师，叫肖钰。他特别擅长教数学。一天，全校同学外出参加活动，回校时，肖钰老师在班会上说，今天我们的学校发生了重大的敌情，有人书写了“反动标语”。接着，他就带领大家呼喊革命口号。

不幸的是，出于口误，他呼喊革命口号时，误喊成“反动标语”的内容了。当时，他吓得脸煞白，赶紧带领大家又呼喊了多遍革命口号。当时的学生都只有十三四岁，看到老师紧张，觉得很好笑，都说要是追查下来，我们可以为老师作证，确系口误。过了一会，肖钰老师还是很不安，自己离开，自动跑去汇报了。

一会儿，我们就听到校园的大喇叭高声广播，全校紧急集合，到大操场开会。到大操场不久，就听到宣布，扭送现行反革命分子肖钰去公安局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全班同学都愣住了，怎么也想不通，怎么老师一下子变成现行反革命了？不过，到底是年龄尚小，是非不清，很快，我们就觉悟了：觉得自己可能是阶级斗争的警觉性不高，所以有人呼喊“反动口号”，还是非不辩，以为是口误、居然要给人家做证。

回家以后，我告诉妈妈这件事。妈妈似乎对我的觉悟不以为然，说：如果他真的是口误呢？这样把人家当现行反革命分子，不是毁了一个好老师吗？妈妈的态度和其他人真不一样。这件事情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
母亲阮季和父亲尚钺。

母亲去世时，我正在内蒙古插队，家中的情况不甚了解，母亲自戕的详情，还是家里人告诉我的。

1968年5月25日，中共中央、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《转发毛主席关于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〉的批示的通知》，随后殃及全国各地的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爆发。据统计，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，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50多万，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。

这年的12月，人民大学的“清理阶级队伍”也是如火如荼，父亲当然在劫难逃，又被关押受审，在批斗父亲时，母亲还曾被陪斗过。那年，姐姐晓航17岁、弟弟小卫13岁、妹妹京子7岁。晓航已定于12月初去山西农村插队。

母亲的性格是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可能觉得在运动中受到了人身侮辱，全家可能都要被扫地出门，没有前途，所以绝望了，才毅然做出最后的抉择——在铁一号的家中自缢。

事后晓航回想，在妈妈自戕前一周，有一天家里到处都是敌敌畏的味道，尤其一个紫花碗，特别浓烈。可能那天妈妈就已经尝试过服敌敌畏自戕，但是没有最后下决心。

妈妈自戕之前的一个晚上，和晓航谈到很晚，大意是告诉她将来家里可能就要发生大的变动，没有办法再支持孩子们了。孩子们将来要依靠自己，好好地改造思想，也可以去找西安的大姨等等。晓航那时也不太理解，觉得很困了，想去睡觉。但是妈妈不停地说。一直说到深夜一点多钟，晓航实在支持不住，就睡了。妈妈左思右想，可能犹豫了一夜，才最后决然走上了不归路。

早晨，也就是12月15日，孩子们在浴室中发现了妈妈，赶快去找平时认识的人大历史系的大人。当时，没有人马上来抢救妈妈，直到最后，工宣队、军宣队的人终于来了，还来了很多其他的人。家中人来人往，有人竟然趁乱偷走了父亲刚刚发的两百多元工资。

母亲离世以后，工宣队、军宣队也不让爸爸回家。在家的三个孩子很害怕，每天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觉，过了十多天以后，爸爸才被释放，回到家里。

母亲去世之后两个多星期，在内蒙古插队的地方，我接到了母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。写信时，母亲大概还没有自戕的想法。信中写道，想给我寄一些学习资料。其中用了一句成语：欲速则不达。这句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
后来，我回到北京，见到了姐姐晓航，她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形。在那以后的很多年，都有一个情景，反复地在我的梦境中出现：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家，母亲的行为被我们发现了，因此，母亲的生命得以挽救，我们没有失去母亲，我幸福得笑出声来。

不过，每次从这样的梦境醒来之后，我都是泪流满面地回到了真实的世界，重新发现了无可挽回的真相。只有一次例外：那次，我在梦中梦到母亲去世了，又梦到梦醒了，母亲去世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，幸亏梦醒了……

当我真的从梦中醒来之后，怔忡了好久，不知道哪一个梦是真的，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离世了。后来，我读到庄生梦蝶的故事，想到自己的梦，马上就理解了。

母亲只活到48岁。因此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母亲永远是年轻漂亮的。我没有“白发苍苍”的母亲的概念。不过，直到现在，我看到别人能够奉养父母到七八十岁，甚至九十多岁，都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。如果我也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就好了。我的大舅享年89岁，二舅享年98岁，他们和我的母亲是同胞兄妹。如果不是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，我的母亲很可能也长寿如斯。

现在，我住在新西兰基督城，坐在阳光灿烂的客厅中，看着蓝天、白云和花园中盛开的杜鹃花，心里不禁幻想，如果父亲和母亲仍然健在，他们如果和我在一起，享受这份温馨和宁静，我们的生活该多么美满！

（本号获作者授权发布，

图片及文字说明由尚小卫提供。）

记忆：文革反思录